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美德，被视为“立人之本”“进德修业之本”“立政之本”。所谓“诚”，就是真实无欺；所谓“信”，就是守信用而不食其言。为人处世以“诚信”为本，就是要求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应做到真诚实在，不失信誉。这是我们安身立命所应有的道德准则。受中华传统美德和家风家训的熏陶与影响，从小就认识到了诚信的重要作用，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不仅身体力行讲诚信，而且非常重视政治生活中的诚信建设。

　　韶山毛氏十分重视以诚信为本的道德伦理的培养。我们从《韶山毛氏四修族谱》中可以看到，韶山毛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等核心部分曾以文字的形式定为家训、家规，严格要求毛氏子孙口诵心惟，不许有丝毫之离越。具体到个人修身养性的内容，家训则概括为诚、信、仁、厚、勤、俭、谦、卑八个字。诚即“心存中正，做事切实，暗室无欺，天日可质”，切不可玩弄机巧和诈术，否则会弄巧成拙、害人不成先害己。信即不说大话，不把事情做绝。而轻许人诺，难以兑现，“招人怨憎，抑人扬己，仇祸即临”。这一家训的基本内容通过长辈们的言传身教，使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诚实无诈的优良品德。

　　据毛宇居回忆，在南岸读书时，某次他和一些小朋友到一个农民的菜园里去偷摘黄瓜吃，被主人发现后，其他小孩子逃之夭夭，而却站在那里不走，赶忙给主人赔不是。那个农民对诚实的举动予以赞赏，连夸他是个“好诚实的孩子”。有一天，受父命与弟弟去扯拖泥豆。弟弟调皮，专拣豆子长得稀的地方扯，很快就扯了一大片。他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很密的地方扯，尽管扯得多，面积却不如弟弟的大。父亲来了一看，便称赞弟弟收得快，责备他收得慢。走到父亲面前，请他再仔细看看所收豆子的数量。于是，他的父亲无话可说了。

　　从小喜爱游泳。有一天，他和几个同学在南岸池塘里游泳。邹春培老师发现了，怕出事，便决心严惩他们——打手板。邹老师说：“是谁叫你们出去的，谁带的头？”孩子们眼看“大难”临头，面面相觑，吓得不敢出声。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邹老师，是我带的头，你要打就打我。”表现出诚实的本性。

　　青年很早就认识到了诚信的重要作用，而且从多角度进行了阐释。1912年6月，在《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中，深刻论述了政务诚信的重要性。1913年11月，他在《讲堂录·修身》中记录了一段名言：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12月，在《国文》中又写道：有万世之通义，如仁义礼智信。

　　1914年2月，湖南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训定为“公诚、勤俭”。1915年2月，在写给表兄的还书便条里诚实地说：“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极为推崇人际交往要线日，他致信好友萧子升说：“前托时惠德言，愿勿食信。”1917年至1918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欺诬足以破信用，信用破则社会交际将受其障害。”

　　的诚信思想还源自家庭环境。1919年10月，他在《祭母文》中说：“吾母高风，首推博爱。……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受良好家风影响，他极为关注社会诚信问题。11月，湖南赵五贞女士因包办婚姻而自杀，认为媒婆制度是始作俑者，主张打破说谎的媒人制度。12月，他严词批评湖南矿务局局长向帝国主义出卖矿权：“为虎作伥，唯利是嗜，又焉有丝毫计公益，恤民隐之心。以此欺人，夫谁信之！”表达了对政务失信的强烈不满。1920年1月，在其签名的《湘教职员请撤惩张敬尧》中，揭露了湖南督军张敬尧克扣教育经费，“减成”发放却要学校出具收到“十成”的收据。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欺骗行为，他奔走呼号开展“驱张运动”。

　　这一时期，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十分重视国人的思想文化建设。1920年7月，他发起成立了销售新图书、传播新思想的文化书社。10月，他在第一次营业报告中谈到经营11家出版社图书时，阐述了信用至上、诚信经营的思想：“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而初时交易，多须现款，本社为稳固信用起见，亦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

　　青年在品德修养方面，提倡诚实，反对诈伪。新民学会成立时，由起草的新民学会会员章程第四条规定，会员必须遵守的“五不”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虚伪”。1920年5月8日，来到上海后的第四天，召集新民学会旅沪会员，以聚会、游园之名，在沪南半淞园路480号召开了著名的半淞园会议。关于学会态度，会议定为“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会议决议，新会员入会必须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项条件，把“诚恳”作为入会的条件之一。

　　以诚交友，坦率真诚。他认为，为人处世首要原则是真诚老实，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在致新民学会会友彭璜的信中，说自己的做人准则是“立志真实”，“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这种真实表现在：敢作敢当，承担责任；说到做到，取信于人；保持真我，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时便广交朋友，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1915年6月，他在《致湘生信》中写道：“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实现自己的抱负，绝不能单凭一个人或几个人摸索，必须要有一大批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如果说“立志真实”，保持真我、敢作敢当表现了青年的血气方刚和做人准则，那么中老年更多的是把为人处世与实事求是、诚信待人结合起来。

　　的一生，朋友甚多，党内党外，或工或农，或文或武，甚至还有外国朋友。在与人交往中，都是开诚布公、推心置腹，“诚”字当头，从不遮遮掩掩，都是出自内心的，以线年，东北作家萧军只身步行，取道延安去五台山从事抗日武装斗争，住在延安招待所。闻知后派人约见，萧军婉拒了的约请。几日后，邀上丁玲、聂绀弩等萧军旧识，一起到延安招待所拜访，表示欢迎萧军留在延安抗日。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的友好、真诚态度，使萧军这位“鲁迅弟子”深受感动。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进入延安，在延安生活一年多后，感到极不适应，牢骚满腹，对其他文艺工作者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941年，萧军萌生去意，他给写信，要求面谈一次。知道后，于百忙之中约谈萧军，与他聊文学，谈局势，讲世界观，耐心细致地做他的思想工作。萧军在倾听中明白了话的深意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不禁肃然起敬。后来，萧军从作家和党外人士的角度向连写两封信，直率地反映延安文艺界以及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索要《抗战言论集》等书，以便随身携带学习。

　　同年8月2日，复信萧军：“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这封信文笔洗练、风格流畅，既有见地，又有虚心诚恳的态度；既有分寸适度的规劝，又有对萧军人格的尊重和准确的评价。萧军一口气读下来，内心先是觉得震动、灼热，继而又感到难以言状的佩服、温暖。之后，他应约来到的住处，两人又推心置腹交换了很多意见。真挚的感情、坦诚的态度再一次打动了萧军的心。萧军逐渐为的胸襟所折服，深有感触地说：“是毛主席的容人雅量，讲仁讲义，改变了我的前途和命运。”

　　谢觉哉是湖南宁乡人，比大9岁，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两人就开始并肩作战。1933年，谢觉哉到中央苏区后曾任的秘书。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谢觉哉被亲切地称为“谢胡子”。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9月初。当时，谢觉哉的同乡好友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报馆馆长，邀请正在宁乡县（今宁乡市）云山学堂任教的谢觉哉前往长沙主编《湖南通俗报》。谢觉哉虽然文字功底深厚，又关心时事，但缺乏办报经验。在一次会议上，何叔衡告诉谢觉哉，他特意邀请了一位年轻同志一起来研究办报的问题。这位年轻同志就是。谢觉哉阅读过的文章，一直希望能一睹他的风采，但又担心地对何叔衡说：“你的主意不错，但名气很大，他会不会摆架子啊？”会议结束后，专门拜访了谢觉哉，两人进行了一次交心的谈话。这次会见，两人交谈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0年后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觉哉当时36岁，矮墩结实的个子、清秀的面庞，嘴上留着浓密的八字胡须，说话慢条斯理，虽然还不免带点‘之乎者也’旧文人气态，但是整个举止言谈显得谦睿谦和，诚实可靠。”谢觉哉对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

　　1952年，谢觉哉回忆说：我在《湖南通俗报》的编辑会议上初次见到同志。当时，湖南刚赶走张敬尧，何叔衡就约我去编通俗报，我历任小学教员，见闻不广没有编过报。同志的发言，我还不能全部领会，但他那谦虚与诚恳的态度、简要的语言，给我印象很深。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但善于听取党外朋友的意见，只要说得对就积极照办，而且对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总是开诚布公，注意让对方放下思想包袱；他不但乐于团结一切爱国进步的仁人志士一道工作，而且善于同一些人士接触，不计前嫌，化敌为友。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以其真诚坦荡的胸怀和浩然正气，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主张革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对于投诚的军政人员，充分信任，人尽其才，委以重任。其中，与

　　的交往堪称与投诚起义人士以诚相交的一个典范。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正式接受中国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接受改编。3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8月绥远起义前夕，为保证和平起义的顺利实施，决定请傅作义和邓宝珊亲赴绥远。当时，有人反对的这种做法，认为这无异于“放虎归山”。这种反对意见，受到的严厉批评。傅作义没有辜负的信任。后来，又多次在员和群众中替傅作义做工作，给予他信任与关怀。

　　张治中作为的高级将领，一生都在为和平而奔走，对中国的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和平将军”。重庆谈判结束后，张治中为确保等人安全，亲自将他们送回延安。1945年10月12日，张治中乘原机返回重庆。在去机场的路上，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张治中问：何以见得？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有些人是一定不赞成的。还有，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这是做了一件好事。”张治中没想到将他为和平所做的努力都记在心里，深受感动。

　　在重庆谈判期间，在会见“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简称）常委时，不仅向他们阐释中共此次谈判的立场和主张，还积极宣传和解释中共的政策。8月31日，在桂园会见了“小民革”的六位常委。他们认为不应该以身犯险，纷纷劝谏。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后，他们还是十分担心。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道：“大家的一片苦心，我非常理解，非常感谢。国共和谈，化干戈为玉帛，谈何容易！但这却是六万万中国人民的希望。……所以，国共和谈困难再大，我们也要为了和平、为了团结、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尽最大的努力。”看到如此坦诚，“小民革”的常委们也开始积极发言。侯外庐说国共和谈好像老头子和少女的联姻，恐怕好事难成。幽默地回答道：“不行的话，老头子把胡子刮一刮不就行了吗！”有问必答，幽默的话语和坦诚的态度赢得了“小民革”常委们的好感。他们终于了解和理解了中共对谈判的诚意和所作的努力。

　　是诚信典范，一生忠于党、人民和国家，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奋斗了一生。他一生言必信，行必果，因而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爱戴。

　　极为重视诚信建设，认为诚信是一个员必备的基本素质，员应做诚信表率，并在实践中率先垂范。作为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核心领导人，非常重视政治生活中的诚信建设，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诚信思想。他指出：“一个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恪守诚信要求言行一致，不欺骗人，诚实而不虚伪，要讲老实话、讲真话。

　　新闻战线是党的重要战线，编辑出版工作者应该抱着科学求实的态度从事工作，这是政治诚信思想在新闻领域的具体要求。在自己的编辑实践中一贯倡导并坚持实事求是、讲线日，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连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他把“用事实说话”作为《政治周报》的工作原则。在《怎样办〈时事简报〉》中，强调：“文字和材料都是要有鼓动性的。”“但严禁扯谎……《时事简报》不靠扯谎吃饭。”他一贯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文章，并且风趣地说：“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

　　1959年6月20日，在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材料后写给、吴冷西的批语中指示说：“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不真实的宣传报道，不仅会扰乱视听，有损报刊声誉，而且会直接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二）在中共七大上专门提出讲真话的问题，要求“不偷、不装、不吹”强调员特别是我党领导干部，“对同志、对战士、对人民，要讲老实话，是则是，非则非”。指出：“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员更应该如此。”告诫每一位党员、干部“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

　　1939年5月，批评说：“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1943年6月，他提出干部的标准是“无限忠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向大会作了口头报告，并专门提出讲真话的问题。如何才能在学风、党风、文风方面做到讲真话呢？言简意赅地归纳为三点——“不偷、不装、不吹”。第一，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不要偷。在当时的背景下，一些教条主义者对马列主义只是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对其思想精髓的理解和掌握只是一知半解，甚至不求甚解，但又喜欢把文章当作“吓唬工农干部”“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的工具。因此，大声疾呼：“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不要偷。”第二，我们党内不允许装。向全党发出号召，任何机关作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作演说，一概要靠马列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有的人喜欢装腔作势，原因就在于自己胆怯，而这种胆怯，究其原因在于对马列主义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但这都不要紧，关键在于要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去学习、钻研马列主义。第三，不要吹，要报实数，“实报实销”。他明确要求，不仅要客观反映自己的成绩，而且要敢于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出来，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

　　关于“不偷、不装、不吹”的讲话可谓循循善诱，语重心长，说到了与会者的心里，引起了大家深刻思考。1945年5月2日，张闻天在七大上发言，畅谈了他的体会：“牛皮是万万吹不得的！过去我们那种以不知为知，以假知为真知，以人知为我知，以小知为大知的，不做精密的调查研究的夸夸其谈的作风，实在不但害己，而且害人。我们必须以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所指示的‘不偷、不装、不吹’的老实作风，来代替我们过去的那种虚浮与空谈的作风。”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在南方视察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中提出“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三要三不要”，员才能真正取信于党、国家和人民。

　　认为员应该重视取信于民，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看来，党员干部讲诚信，在个体形象方面表现为讲真话、言为心声，干实事、不图虚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阐明了党员对党组织要诚实、坦白、忠诚，对革命理想和党的纪律要有坚定性和自觉性。1937年9月，他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一个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的。1938年，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深刻指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员——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

　　新中国成立后，强调党员干部要讲线月，他在《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呼吁：“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 1959年4月，他在《党内通信》最具影响力的第五篇中向干部推心置腹地谈了讲真话问题。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捅到最基层。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两句“讲真话”的至理名言。一句是“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另一句是“干劲一定要有，假线年，多次在中央会议上宣传敢讲真话、说实情的海瑞精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这既从反面阐明了党员干部诚信缺失的个体表现，又在深层次上揭示了诚信缺失的组织原因。随后，在七千人大会上，等中央领导带头作自我批评，检讨工作中的不足，这种实事求是对待自身错误的态度，体现了人的诚信品德。

　　1957年9月6日，在武汉召集湖北省负责人王任重、王延春、赵辛初和几位地委书记座谈，中心议题是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为了能听到真实情况，他开场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可不按提纲发言，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会浪费时间。”没想到大家一发言，只讲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而对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或一掠而过。对此，有点不耐烦了，说：“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他宣布休会并派人转告王任重，明天再开会要畅所欲言。王任重连夜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重新研究、讨论规划问题。第二天上午再开会，大家畅所欲言，听了很高兴，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很失望，今日的会议使我很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1960年冬，中南海的会客室来了一位中等身材的农民，他叫贺凤生，是湖南省华容县隆西公社隆庆大队的生产队长。他的父亲贺晓秋和是表兄弟，曾两次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救了，第二次还拿出现洋给作路费。贺凤生这次是因对“”的一些不满，要面陈。鼓励贺凤生：“感谢你为中央提出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同志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贺凤生心里热乎乎的。他想不到一个普通的农民能得到毛主席这样热切的关怀，更想不到他直率地反映的真情居然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多么平易近人的作风，是何等博大的襟怀呀！

　　1963年10月到湖南，多次听取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关于湖南的形势和农业问题的汇报，称赞他讲老实话，是老实人。最后，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党内有两种人，一种讲真话，一种讲假话。党的干部要讲真话，做老实人。对讲假话的人要针锋相对，不能让其占便宜，对讲真话的人要给予照顾和支持。

　　重视倡导党的干部要讲真话，做到政治诚信，具有重要的意义。党和国家讲诚信、守诚信、行诚信，对内不仅能获得广大群众的信赖、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同时也有利于社会整体诚信水准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对外则能提高我国信誉和威望，赢得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从而拥有真正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政治诚信建设进行的积极而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为我国新时代的政治诚信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