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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全国上下浩浩荡荡展开了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我国不少党政机关干部得到了大范围的清理,
全国百姓欢呼雀跃,为这场运动的胜利纷纷拍手称赞,他们大多挥舞着旗帜高兴道:“不愧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的领导,积极为人民做实事,为人民服务。”
还有不少人民欢呼道:“这次政府力度之大,态度之强硬,毛主席真是有魄力啊!”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此时我国仍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这时,摆在我国面前最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建设与发展新中国,包括毛主席在内的我国领导人,每天都在绞尽脑汁思考这一问题。
在治国这条道路上,我国革命前辈们付出了无法言说的努力与艰辛,此时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是责任与挑战仍存在,不敢有丝毫松懈。
此时,除了一些西方势力的威胁外,我国国内的形势也异常严峻,不仅需要尽快铲除残余势力,最重要的是,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不少干部开始无所事事,堕落腐化,贪图享乐,并且成为一种风气大肆蔓延。
为了尽快制止这一风气,这时,毛主席提出“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整治。而所谓的“三反运动”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这场运动让不少干部措手不及,且效果显著,然而,就在此运动轰轰烈烈进行时,社会上一些品行不端正的资本家逐渐露出了马脚,瞬间引起了我党的高度重视。
于是,在进行“三反运动”的同时,我党又掀起了一场运动,取名为“五反运动”,也就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犯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正当毛主席提出这一方针政策时,所有人都拍手叫好,而最终结果也同样令所有人都大为欣喜,一定程度上铲除了不少不良干部与不良资本家,整顿了社会风气。
那毛主席是怎么想到这一政策的呢?这一政策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背景呢?
还记得当时是1952年年初,此时毛主席正在中南海详细听取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针对“三反运动”的工作汇报。
就在毛主席听得入神之时,门外传来“咚咚”的敲门声,毛主席脸色稍显难堪,罗瑞卿赶忙跑过去开门。
原来是此时负责志愿军出国征战任务的元帅,只见他火急火燎,还没等毛主席询问,他便匆匆走到主席面前说:“主席,我要告状!”
这句话令毛主席十分诧异,不禁疑惑不解地望着聂帅,正准备开口询问事情原委时,猛然将一麻袋不明物件放在了毛主席的桌子上,毛主席更加不解。
也并没有丝毫顾虑,便气喘吁吁道:“一些可恶的刽子手,将过期的药品及一些没有消毒的面纱卖给我们,结果我国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士们均因服用了这些药品,一个个相继去世。”
毛主席听完后,再也坐不住了,迅速站起身,拿起麻袋中的假药,看了许久,半天没有说一句话,表面虽然看不出有任何异样,但是内心却在止不住流泪。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才开口说话,并发出声声慨叹:“我们那么多优秀的战士,没有死在敌军的枪炮下,却被那些不良的药商夺去了性命。”
话音未落,便一气之下,将桌上的假药全部推至地上,同时,口中还反复怒吼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种情况,不论换做谁,都无法容忍,在国家危难面前,竟然为了个人的利益, 不顾所有战士们的性命,没有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哪里的幸福生活。
所以,当时毛主席、罗瑞卿在听到元帅的告状后,心中很不是滋味,不仅对那些死去的战士们感到惋惜,更重要的是对那些不良药商恨之入骨,恨不得当即将他们揪出来,一一处置。
罗瑞卿接到命令后,连夜开会安排此事,经过数天的不懈努力后,终于有了一些眉目。
原来,假药的源头在上海,毛主席得知后更加第一时间便致电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彻查此事!”
同时,毛主席凭借多年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将此事与当时的经济战线关联起来,并要求罗瑞卿进行详细调查。
也正是通过罗瑞卿的这次告状,使得毛主席心中有一种预感,他认为社会中肯定像假药商这样类似的事情不计其数。
因此,在“三反运动”接近尾声之时,毛主席决定再次掀起一阵运动之风, 开展一场专门针对不良资本家的运动,以此来打击社会上扰乱市场风气的不良资本家,使得社会回归平稳运行的状态,也就是之前提到的“五反运动”。
1952年,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悄无声息中拉开了帷幕,在毛主席的统一指示下,各级政府随之开始紧锣密鼓地加紧开展,仅仅两个月不到,这场运动便进入了高潮。
而这场运动中,我党打击最为严厉的便是贩卖假药的不法商贩,他们的行为简直罪恶滔天,打着为志愿军服务的幌子,干着投机倒把的事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不惜残害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的战士们。
一直到今天,我们仍时不时追忆起曾经为了国家的安危,远赴朝鲜,为国征战的志愿军战士们,讴歌他们的丰功伟绩,敬佩他们面对种种困难,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与英雄气概。
但却少有人再提起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生命安全的黑心资本家,或许,他们早已埋没于历史之中,不足为世人挂齿,更不值得世人铭记。
但尘封这段记忆,并不代表忘记这段历史,因为当年一个个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没有死于敌军的炮火,而是被那些丧心病狂的药商残害。
其中,这些不法分子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当年“上海大康药房”的老板王康年,正是他一次次给打着给志愿军服务的幌子,作如此歹毒的事情,在得知最后凶手是他时 ,毛主席不禁拍案而起,怒斥道:“该杀!”
早在建国前,他就因为在经商过程中,常常钻空子,被人告上法庭,还因此欠了一屁股债。
直至建国后,刑满出狱的王康年,不知该从事什么职业,于是,上海市政府希望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加之此时国家形势趋于稳定,需要大力开展经济建设,于是便决定资助他,从事一些经济产业。
可是,即便这样,他依旧没有任何进展,也没有任何感恩之心,甚至还借此机会,诱惑政府官员,希望能够成为同一条船上的人,在他口中,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一个政府官员能够清清白白从他手上过去。”
这种吹嘘的行贿手段,一时便将政府多名官员拉下水,使得他们成为了自己致富路上的“垫脚石”。
据统计,王康年先后贿赂的政府官员近百位,行贿金额高达两亿人民币,看着自己这么多“战绩”,王康年得意洋洋,趾高气昂道:“我真是社会的好帮手啊。”
此时,他仍执迷不悟,继续在投机倒把的道路上行走着,而且还在这条路上游刃有余,走得十分顺畅。
所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黑的王康年,根本没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会得到相应的报应。
很长一段时间,王康年在贩卖假药的行业中,游刃有余,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转眼自己便成为了富豪,于是,他的野心开始膨胀,想要继续“壮大自己的事业”。
一次无意中,他得知我国志愿军在朝鲜物资紧缺,没有救急的药物与纱布等,于是,便果断接下这一单生意,想要以此大赚一笔,最终给我国志愿军带来极为惨重的后果。
当时,在抗美援朝战役火热进行中时,我军对药品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但由于此时国外对我国实行封锁,所以,我军的后勤补给只能依托国内补给,为了尽快将药品供应,我军开始在国内大范围发布了征集令。
这时,王康年便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自告奋勇承接了这批不菲的订单,同时还加紧贿赂相关干部,以此来使得自己的假药能如期送至朝鲜。
其实,王康年手中并没有任何资源,也没有能力交付订单,但是他却敢贸然接下这笔订单,这也足以看出这个人心思的狠毒,他就想要空手套白狼,来一步步达到自己的目的,挣到自己的钱。
所以,眼看交付日期到达之时,他专门将前线紧急的药品器材拖着,不发货,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发一些比较冷门,战士们不需要的外国货。
前线战况紧急,将士们焦急地等待着药品的供应,但王康年却迟迟不发货,因为他根本就拿不出战士们需要的消炎药等药品。
这时,他想到一个方法,那就是用玉米面冒充消炎药,然后再将全国的过期药物搜集起来,一并打包发往朝鲜前线,最终既满足了自己的利益,也成功将货物送达。
这一恶劣的行为,连王康年药店岁的员工都忍无可忍,反复怒斥道:“志愿军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保护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国内不但不能如期发药物,而且还制作假货。”
然而,厚颜无耻的王康年面对员工的质问,不但面不改色,反而自信满满:“没事儿,朝鲜路途遥远,这事我十拿九稳,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就在他的执意下,药物发至朝鲜,药物的真假也很快显现出来,不少战士因为服用了王康年的药物,而死在了异国他乡,没能完成心中报效祖国的心愿。
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毛主席才会如此恼羞成怒:“我们的战士没有死在敌军的枪弹之下,却因这些不法商贩夺走了生命!”
此事,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所有人都怒火中烧,大骂王康年,可是他本人却仍始终视若无睹,简直是国之败类。
像他一样既可耻又可恨的人,不在少数,最典型的是一个名叫李寅延的商人,他为了大发我军战士的救国财,不顾一切,甚至不惜使用黑心棉花做成救急包,利用特殊手段送至朝鲜战场,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我军不少战士因为使用了携带病毒的救急包,伤口出现重度感染,不治而亡。
这样的无良商家真的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的存在就如同是新中国的蛀虫,毫无底线地啃食着国家的抵住。他们让那些充满朝气,勇敢奔赴战场的青年感到了失落与绝望,对民族的未来失去了信心。
在他们的前方是饿狼般的敌人,本以为祖国会是自己坚强的后盾,没想到,一群万恶的资本家却在从中作梗。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毫不顾忌,没有底线,直至疯狂的地步。
无论是战士们穿的衣服,还是医疗用品,军用物资,这其中或多或少都掺杂着黑心商家的狠毒心肠,他们这群泯灭人性的家伙,在个人私欲面前,完全没有任何感知能力。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安景远,山东济南蛋厂的一名厂长,当时,我军为了让战士们补给上营养,决定从国内运输大量蛋粉至朝鲜。
安景远得知后,深感这将是一笔大生意,有利可图,于是便抢先答应,可是谁料,他在接到此项目后,为了节省成本,却开始偷工减料,先后将7600多斤的臭鸡蛋掺和于面粉中,以此来用最低的成本谋取最大的利益。
这一切,蛋厂的员工都看在眼里,纷纷提出质疑:“这些臭蛋的酸分太高,朝鲜战场上的战士们吃了之后,一定会生病的。”
可是此时早已被利益冲昏头脑的安景远,对此不仅不理睬,反而还得意洋洋说道:“没事,出了问题我会负责的。”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朱立成,他是江苏南京汽车材料行的经理,在我军最需要的时候,他承接了汽车的材料业务,一开始满脸笑容,兴高采烈答应,还对着负责我军这批材料的领导说:“一定会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确保志愿军在战场上使用正常,更好地为国争光。”
可是,回过头却将此话抛之脑后,从地摊上收购了大量破旧材料,稍微翻新后,便冒充新货发指前线。
同样也有明眼人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便好言相劝:“你这使用坏的化油器,在温度较低的朝鲜一定会出毛病的,到时候,耽误了战士们的军运,后果将不堪设想。”
然而,朱立成的回答却令人大跌眼镜,他直接说道:“反正不是此地用,管他的呢?”
试着想想,当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有多少年纪轻轻的战士,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冰天雪地中仅仅穿着劣质且单薄的衣服,在野外瑟瑟发抖,甚至有不少人因此长眠不醒。
试着想想,当时战地医院中,有多少战士因为使用了假冒的劣质药品,而深陷痛苦中,忍受病痛的折磨,最终在不甘与绝望中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这些都是奸商们无法体会与理解的,他们心中只有钱,在享受志愿军战士们保家卫国所带来的安宁与幸福的同时,还在残忍毒害志愿军战士,简直禽兽不如。
也正是奸商的一系列操作,使得时任志愿军总司令的彭老总怒火中烧,在战火最紧张之时不得不快马加鞭,赶回北京,将此情况上报至毛主席,并眼含热泪说道:“志愿军战士的现状比当年长征还艰苦。”
长征,在人们心中算是最艰巨的磨难,是我党所经历的最大的苦难,但是此时,彭老总却说志愿军比当年的长征还艰辛,这足以看出志愿军战士被无良商家折磨的有多么不易。
所以,这也就是毛主席在得知后,当即拍案开展“五反运动”的原因,如果不这样做,志愿军战士及人民将会更加损失惨重,到时候,亡羊补牢,将为时晚矣。
在这场“五反运动”中,毛主席亲自部署,确保在最短的时间中,赢得最终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快刀斩乱麻。
首先,毛主席凭借自己犀利的眼光及敏锐的观察力,很快便找到黑心资本家的致命弱点,那就是群众基础,于是,毛主席当即向各地下达指令:各地各部门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而这一手段,很快便取得显著效果,像王康年、安景远等这些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纷纷被他们员工检举揭发,甚至还拿出不少证据,不到一个月,便统统被捕,并被判处死刑。
在政府与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全国上下的奸商基本都被铲除,得到了相应的惩罚。
直至1952年6月,我国“三反运动”及“五反运动”差不多接近了尾声。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我国建国初期出现的不良风气得到了很好的纠正。
尤其是“五反运动”更是给我国商界敲响了警钟,狠狠地扼制住了毒瘤的蔓延,不少商家开始规范自己的行为品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严于律己,同时,在质量把关上,也得到了明显提高,不少优秀企业相继涌现出来,并且还逐渐做大做强。
据统计,当时将近900万人参加了这两项运动,而最终的成果也相当满意,共三十万人得到了惩处。
这两项运动虽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一个小插曲,但造成的影响却无比深远,虽然今天,我们鲜少有人提起这两项运动,但是不得不佩服,一代伟人毛主席当时的智慧与英明的决策,以及眼光的独到之处。
如果不是他敏锐地将假药事件与我党的经济战线下的阶级斗争相结合的话,就不会有五反运动,最终也更不会取得如此成就。
同时,毛主席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融入人民,在群众中开展工作,这也正是这两项运动能够圆满结束的根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通过人民的帮助,达到最终的目的。
其实,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现在的和平年代,人民都是我党发展事业的最重要基础。他们无形中的壮举与那些无良商家比起来,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国之脊梁。
当时,抗美援朝之时,人民群众自发组成民工团,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他们虽然身份有别,职位有别,但是中国心却是一样的,一同奔赴朝鲜,为民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战场上,他们有的用自己的身躯往返于救死扶伤的途中,有的埋头于后方,顶着烈日,为战士们烙着煎饼等事物,只为战士们可以吃饱饭,有充足的体力可以与敌军对抗。
他们对战士们的关心与关爱是纯粹的,从始至终,没有看到一个战士食物中毒之类的,因为他们明白这是为国征战,战士们出生入死,只为人民可以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所以,只有同心协力,才能尽快结束这场战役,从此全国人民都可以安稳生活。
而这些,是那些唯利是图的奸商所不能相比的。最终,抗美援朝取得了完美胜利,这场胜利是属于志愿军的,是属于国家的,更是属于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