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认为全天下都是大清朝的，全世界唯我大清最伟大、最富裕、最强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忽然发现外国的洋枪、洋炮远远强于我们的大刀、长矛，倍感落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在五四运动、破四旧等各种运动中，中国人不断否定自己，学习西方，抛弃自己，脏水、孩子一起泼出去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精髓逐渐被抛弃。过去有儒家思想，有佛教，人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近30年，没有信仰支撑，思想高度真空，导致不断出现突破底线的事情。君子爱财，取之无道。

　　习担任总书记，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后，去年11月考察孔府，提出要发挥儒家思想的积极作用;今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提到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要带头，一要遵守法制，行为符合企业游戏规则，例如WTO的规定;同时，要继承“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价值观。我们的核心，就是重建儒商，重建新时代的商业文明价值观。爱财与唯利，是商人的本色，但不能唯利是图，不能越道，要有底线。当然，在取之有道之后，还有见利思义。

　　对儒商来说，“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真正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的层次。

　　日本现代发达的商业文明，就是把儒家文化和现代的法治结合起来了。日本的企业之父涩泽荣一，著有《论语与算盘》，创造性地提出“义利合一”、“士魂商才”的现代儒商精神基础。现在大家推崇的稻盛和夫，也是一位儒商，他的管理思想大多来自儒家。除了日本，韩国，还有我们的台湾，都是儒家和法治结合得很好的地方，出现了一批现代儒商。

　　重建文明，重建儒商，重建新时代的商业文明价值观，是中国的商业精英下一步要推动的事情。对于重建，我充满信心，因为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大乱之后一定会有大治。

　　重树现代企业家文明，包括两方面：一是企业本身的价值，就是创造力，但要遵守规则，遵循良知;二是尽社会责任，以慈善推进社会改良与和谐。慈善就是儒家所说的“仁”，是仁的外在表现。

　　《礼记·大学》里有一段名言：“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最后两句话，东汉大儒郑玄注解为：“仁人有了财富则务于施与他人，以此来立身立名;不仁之人则将身心投入到敛财中去，以追求财富的积累。”

　　中国商人有这样的传统。孔子的弟子子贡，被称作儒商的鼻祖，司马迁就认为儒学之所以成为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子贡推动的缘故。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时期，张謇就是卓越的代表，他获得财富全都用来引进新的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

　　“仁”是慈爱之心，“义”是正能量，是勇于担当;“礼”是遵守规则，“智”是思想火花，“信”是内心的坚守。

　　现代意义上的儒商，首先要秉持诚信，为社会创造价值。以创新精神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创造价值，就要从大众利益出发，满足人们需求，这是“仁”;要弘扬正能量，不能走歪门邪道，这是“义”;要遵守规则，做良好商业秩序的维护者，这是“礼”;要有创新思维，善于发现市场空白，把握机遇，这是“智”;要有做人做企业的底线，勇于捍卫内心的良知，坚守诚信，这是“信”。其次是勇于承担社会公益、慈善责任。社会再怎么发展发达，总是有的存在，总有泪水和悲伤。面对这些，企业家不能背转身去。“达则兼济天下”，正是儒商的情怀。聚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馈天下之乏，就是现代儒商的担当。

　　今天，我们谈“中国梦”，中国梦不仅仅是物质和财富之梦，更是精神和文明之梦。习总书记说：“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种幸福生活，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足，更是精神的和谐、阳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回到汉唐盛世，而是要在物质、精神和文化上，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这其中，中华文化的重构又是重中之重。作为这个时代精英的一部分，作为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企业家要有责任、有使命推进中国梦的实现，成为言行合一的仁者、君子、儒商。只有这个群体推动并转变，才能重塑新文明。

　　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在政府官员之外，士绅阶层是儒家思想和社会文明的推动者。现在，企业家阶层可以扮演类似传统士绅阶层的角色。

　　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全国私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近80%。大部分人在企业就业，如果企业家都能做到仁义礼智信，并施行于企业，进而成为仁者、儒商，那么就能对员工产生影响和示范作用。企业有秩序，社会有秩序，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都会提升。